让人肃然起敬,会让我们肃然起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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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9年12月9日,成都新津机场,最后一架飞往台湾的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。这时,突然一辆汽车飞速驶来,从车上跳下来一个人,长须飘飘,仙风道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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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人,就是张大千,他听说这里有一架飞机,就火速赶来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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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见到张大千,飞机上有一个人又喜又忧,这个人叫杭立武,是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长。

1949年12月9日,成都新津机场,一架飞往台湾的飞机就要起飞了,这是国民党政权撤离大陆的最后一批飞机。准备搭乘这班飞机的高官要人,“行政院副院长”朱家骅(1893-1963)、“政务委员”陈立夫(1900-2001)、“秘书长”贾景德(1880-1960)、“教育部长”杭立武(1904-1991)等人,正在为一桩麻烦事头疼不已。

杭立武为什么要又喜又忧呢?因为喜的是张大千乃一代宗师,如果跟着他去台湾,意义重大;忧的是当时飞机已经坐满了,勉强再塞下一个人已经是很困难了,更何况张大千还带来了78幅敦煌临摹壁画!

原来,刚上飞机的“行政院院长”阎锡山(1883-1960),随身带着两大箱黄金,准备一同飞往台湾。飞机本来就已超载了,如果再带上黄金,大家性命堪忧。

张大千此时也看出了这个残酷的现实,怎么办?要知道,这些壁画可是无价的国宝,更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东西,要是丢掉了,无疑将悔恨终生!可是,这架飞机上坐的都是政府大员,连他们的行李也都是简之再简,不可能再让他们舍弃掉珍贵物品来装这些跟他们毫无关系的壁画。

杭立武出了个主意:由朱家骅、陈立夫及他本人三人共同具名向阎锡山作保,只要他肯放弃这两箱黄金,到台北后由他们恳请蒋介石照原数补足。

就在为难之际,杭立武当机立断,将自己的全部家当都搬出来,对张大千说:这是我的全部家当,我现在把它们都扔下去,用来装这些壁画。但是,我有言在先,到了台北后,这些壁画不再属于你一个人,而是要捐献给故宫博物院。你要是同意,我现在就动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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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大千思索了片刻,也只好同意了。于是,这些价值无法估量的壁画被装上了飞机,而杭立武的全部家当,被扔在了机场,随风飘逝。

结果,朱家骅一票否决,圆滑如他,是断不愿趟这浑水的。

这确实是一个让人肃然起敬的选择。

一筹莫展之际,更大的麻烦来了——停机坪上一辆汽车飞速驶来,从车上跳下来一个人,长须飘飘,仙风道骨,他是张大千(1899-1983)。

官至教育部长,杭立武的家当中肯定也有很多重要的东西,对他个人,对他的家庭,都意义重大,然而,他却选择了那些跟他没什么关系的壁画。这样的选择,怎能不让人感佩?

一见到张大千,杭立武又喜又忧。喜的是张大千一代宗师,如果他能去台湾,意义重大;忧的是当时飞机已经因为阎锡山的两箱黄金严重超载,更何况张大千还随身带着七十八幅敦煌临摹壁画。

因为在杭立武的眼中,文物比财富更重要。

张大千对杭立武说:此七十余幅画作,实为平生最重要之作品,如果舍弃,当抱憾终身。杭立武当然知道这批珍贵画作的文化价值,他动员机上每人舍弃一两件不那么重要的行李,为张大千的作品留一存身之所,毕竟那是国之瑰宝。朱家骅对杭立武说:“你做教育部长,保护文物是职责所在,你要履责,我们不反对。如果你能说服阎百川,哪怕丢下十分之一的黄金,我们亦愿附骥。”

那么,有没有比文物更重要的呢?有的。

让阎老西舍财是不可能的事。片刻间,杭立武做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决定,他把自己行李从机舱里撤下,其中就包括他毕生积蓄的二十两黄金。杭立武对张大千说:

就在一年前,1948年12月17日,北京某机场,张充和与丈夫傅汉思、保姆小侉奶奶,带着一大堆珍贵书籍、字画等文物出现在了机场。因为傅汉思是美国人,他联系到了美国军方的要人,准许他们可以搭乘飞机回到美国。

张先生,这里差不多是我的全部家当,我现在把他们丢下来,腾出地方给你装壁画。我只有一个要求,在你觉得合适的时候,这批作品要献给国家。

可惜,这架飞机同样已经坐满了,机长望着他们三个人和一大堆行李,摇了摇头,说,最多只能上三个人,行李留下;或是上两个人加行李,一个人留下。

这是一个让人肃然起敬的选择。

傅汉思争辩了半天,也没能让机长松口,只好把张充和叫到一边,小声跟她商量,是否可以把保姆小侉奶奶先留下,反正她也不是什么汉奸反动派,政府不会为难她,等以后有机会再回来接她也不迟。

二十年后,张大千信守承诺,这批书画珍品,入藏台北故宫博物院。

但张充和断然拒绝了,她说:小侉奶奶从小就在我们家,她的家人早都没了,我不可能把她一个人留在这里,坚决不能!

尽管早在1929年就获得伦敦大学博士学位,以后还担任过中央大学政治学系主任,杭立武却从没把自己当做文化人,但他的名字却在20世纪中华文化史留下深深的印迹。

不过,张充和也知道当时的处境,所以没让丈夫为难太久,毅然提出来说:如果小侉奶奶和我们的行李只能选一样,我选择小侉奶奶。

1937年,日军进逼南京,杭受命抢救故宫博物院的文物,水陆兼程运至大后方之川、滇等地。为了这批国宝,他以个人的名义向英国政府借了十万块,租借“黄埔轮”运输文物。当时日军兵临南京城下,难民涌向黄埔轮,英商害怕被日军轰炸,坚持除非杭立武与船一起走,否则不会开船。

傅汉思一下子愣住了,因为他知道这些文物对妻子是多么的重要,甚至比她的命还重,然而现在她却选择了放弃。他还想再劝劝妻子,但张充和没有再啰嗦,拉着小侉奶奶就登上了飞机,任由那些曾是她的心头肉的珍贵文物散落在冰冷的地上。

杭立武毅然决定随同文物一起前往汉口,他甚至来不及与家人告别,在码头汹涌的人潮中,他让船员用吊绳把自己吊上船去。有目睹这一切的西方记者,连称“不可思议”。

后来,张充和回忆说:小侉奶奶出身很苦,二十几岁就跟着我们,多年来一直照顾我们,我们不能就这样扔下她。至于那些字画,都是身外之物,不可能比小侉奶奶还重要。小侉奶奶在美国去世后,张充和亲自为她举办葬礼,用心极诚。

在杭立武的眼中,文物比个人的财富和身家性命更加重要。

跟杭立武的故事一样,这个故事让我再一次受到了震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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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那个特殊的时期,发生过无数生离死别,一个人做任何选择,我们这些局外人都没有权利去置喙。如果张充和选择了那些珍贵的文物,也无可厚非,当时有不少着名的大文人都是这么做的,但是,张充和却选择了小侉奶奶。

因为在张充和的眼中,感情比文物更重要。

晚年杭立武

人的一生会做出很多选择,有的容易,有的困难,局外人往往很难去评价,但总有一些选择能让人肃然起敬,比如杭立武的选择,比如张充和的选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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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么,有没有比文物更重要的呢?

有的。

就在一年前,1948年12月17日,北大正在庆祝五十周年校庆。北平西郊一个不起眼的军用小机场,在北大任教的美国傅汉思(Hans
H.
Frankel,1916-2003),带着他新婚一个月的妻子张充和(1914-2015),收拾了最重要的书籍字画,要匆匆离开北平赶往青岛。同行的还有一位在家里照顾他们多年的保姆小侉奶奶。

到了机场,逃难的人已经乱成一团,每个人携带的东西要按分量来称。机长对这对年轻的夫妇说,我们的飞机要坐满了,你们的佣人不能带。

张充和动了脾气:小侉奶奶不能带,我就不走了。

她对丈夫解释道:小侉奶奶出生很苦,年纪轻轻就在我家里做事,我不能就这样丢下她。

机长说,想把人带走,你的东西就不能带。张充和说,如果在字画和小侉奶奶中只能选一个,那我选小侉奶奶。

就这样,张充和带着小侉奶奶飞到了北平,而她挑出来的那些最好的书籍、字画,被永远留了下来。下了飞机,张充和好奇地打开小侉奶奶随身携带的重重包袱,发现里面是一些破衣烂衫和一把刷子——出门前,小侉奶奶正在刷窗户,就随手把刷子随身揣起来了。

大半个世纪后,年近百岁的张充和回忆起这段往事,脸上还溢满笑意光彩。

在她眼中,一段情谊比价值连城的文物更重要。

这就是人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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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年张充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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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种人性,在以前些先生身上,是常见的。

国家京剧院有位著名的花旦表演艺术家刘长瑜,六十年代因为演《红灯记》里的李铁梅名闻天下。其实刘长瑜本姓周,他的父亲周大文(1895-1971)是张学良的把兄弟,在30年代做过北平市长。

1949年以后,这样的旧官僚自然被一掳到底。周大文酷爱烹饪,就去康乐菜馆做了厨子。当时康乐有位常客,就是梅兰芳先生(1894-1961)。梅先生在新社会,是被尊奉为人民艺术家的,在当时的艺术界是获得最高尊崇的人物。尽管如此,对周大文这位已被打入另册的故友,梅先生却从来不像许多人表现的那样“避之唯恐不及”,不仅不回避,每次在康乐吃完饭,他都要到后厨,和周大厨握手致谢。

章怡和回忆说,50年代镇反,梅兰芳有一位秘书,也是做过旧官僚,被镇反人员直接从梅宅带走,不久就枪毙了。梅先生对大奶奶(就是他的妻子福芝芳,1905-1980)说,你把他的家眷叫来。

秘书遗孀来了,梅先生就问,你有几个孩子。回答说,两个孩子。梅先生说,说这样吧,什么都别想了,您好好把孩子带好,从今天起,您和您孩子的生活费用我负担。

这就是那一代人的人性。

又过了二十年,梅兰芳先生墓木已拱。

1975年,张伯驹先生(1898-1982)收到一位故交的来信,写信的人是一位刚刚出狱的花甲老人,叫孙曜东(1912-2006),出身名门望族,40年代是上海滩著名的银行家,解放前夕在杨帆领导下从事过策反工作,为革命做过贡献。后来受“潘杨案”牵连,身陷囹圄二十年。

出狱后,他生计无着,潦倒如乞丐,只能写信四处求援。当年孙家鼎盛时期,常年开两桌饭,一桌自己人吃,另一桌专门供给沪上梨园行。只要是上海滩唱戏的,不管当红落魄,只要报个名号,坐下就吃。解放后,这其中好些人在新时代走在前面,成为著名演员,收到孙曜东的来信,没有一个搭理的。

倒是与孙曜东略有过从的张伯驹,收到信后二话不说,让夫人潘素每月给孙寄40块钱。这还不算,张伯驹又跟大奶奶福芝芳说,孙先生出来了,生活很困难,我让潘素每月寄40块钱。福芝芳回话:您寄多少我寄多少。那以后福芝芳,每月也给孙曜东寄40块钱。

福芝芳跟孙曜东没什么交情,她这么做,一是念及他昔日对梨园同行的义举,再有就是天性——其实也就是“人性——大爷没了,大奶奶在,我能担多少担多少。

这就是当年的那些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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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兰芳、福芝芳与孩子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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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排 @ 师妹 审核 @ 师妹

作者@群学君

来源@群学书院

@读者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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