袁枚的纸房子

袁枚在《隨园诗话》中论述了一门“书籍建筑学”:“四子书如户牖,九经如厅堂,十七史如正寝,杂史如东西两厢,注疏如枢,类书如厨柜,说部如庖湢井匽,诸子百家诗文词如书舍花园。厅堂正寝,可以合宾;书舍花园,可以娱神。今之博通经史而不能为诗者,犹之有厅堂大厦,而无园榭之乐也;能吟诗词而不博通经史者,犹之有园榭,而无正屋高堂也。”

乌拉圭作家卡洛斯·M.多明盖兹在《纸房子》(上海人民出版社)中将藏书家分为两类:一类只买不读;另一类“对于自己耗费可观金额购买的书,也能够花同样多的时间在上头,念兹在兹于读懂、读通”,小说主人公布劳尔即属此类。问题在于他要“读懂、读通”到什么程度。“布劳尔是个病入膏肓的嗜读者”,“并没打算只在书海里游荡,他活脱就想征服它”。这体现于他给自己的藏书编的一套索引。“过程中最耗神、也最费力的,就是厘清每本书之间的关联性”,布劳尔认为,“判断书籍是否隶属同类,绝对不能像寻常俗人那样以内容形态为依据”。所以他要另行其道。

这段论述形象地概括了古代士大夫的读书观。经史子集、诗词歌赋,各有不同位置,尊卑亦各有序。不是“书中自有黄金屋”,书本身就是黄金屋,读书人有书,就有了片瓦遮头的精神家园。若能像袁枚那样藏书丰富,就更可以“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了。

作为也买点儿书、读点儿书的人,我对这套属于布劳尔自己的索引很感兴趣。书中介绍,布劳尔“挖空心思,避免让两个互有过节的作家著作摆在同一层书架。譬如:博尔赫斯的书,就万万不可和他被称作‘全职安达鲁西亚人’的加西亚·洛尔迦的著作摆在一块儿;因为莎士比亚和马洛拼命互控对方抄袭,两人的作品也无法并肩陈列,但同时还要慎重保持整套书的编号不至于紊乱;至于马丁·艾米斯和朱利安·巴恩斯,因为友谊宣告决裂,两个人的书当然也不可以放在一起;同样情形的还有巴尔加斯·略萨与加西亚·马尔克斯”。如此尚嫌表浅,接下来就深入得多:“《佩德罗·帕拉莫》与《跳房子》两书都出自拉丁美洲作家之手,但其中一部带我们回溯威廉·福克纳,另一部则是源出莫比乌斯。再换个方式说: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穿了,与罗贝托·阿尔特的关联性更为接近,而不是跟托尔斯泰。还有,黑格尔、维克多·雨果和萨门托三者之间的关系,远比帕科·埃斯皮诺拉、贝内德提、费利斯贝托·埃南德兹来得更密切。”

南美作家卡洛斯·玛利亚·多明格斯的《纸房子》,是一本有趣又艰涩的小说。书中嗜书如命的布劳尔,原本搭建了一套完整的读书、藏书体系,比如同年出生的莎士比亚和马洛互控抄袭,两个人的作品无法毗邻陈列;略萨与马尔克斯闹翻了,两个人的书也不能放在一起。

这些地方需要略作解说,才能明白布劳尔到底是什么意思。说来我对《纸房子》中译本稍感不满之处,即在于书中缺乏必要的注释。譬如我们知道影响了胡安·鲁尔福的威廉·福克纳,但是影响了胡利奥·科塔萨尔的莫比乌斯,也许需要注明是指那位发明了“莫比乌斯圈”(Moebius
Strip)的德国数学家(1790-1868)。我们看埃舍尔的画作,多少明白拓朴学上这个圈儿的玄妙,而胡利奥·科塔萨尔也写过题为《莫比乌斯圈》的短篇小说。又如罗贝托·阿尔特(1900-1942)是阿根廷小说家、剧作家,据《不列颠百科全书》介绍,他的“主要作品有小说《狂暴玩偶》(1926)、《七个疯子》(1929)、《喷火器》(1931)和《妖术的爱》(1932),书中描写的世界往往是古怪和梦魇般的,充满了反抗社会的愤怒和近乎疯狂的人物”。这样回过头去看译本里的“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穿了,与罗贝托·阿尔特的关联性更为接近,而不是跟托尔斯泰”,估计正确的译法该是:“罗贝托说穿了,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联性更为接近,而不是跟托尔斯泰。”前面那段里的“莎士比亚和马洛拼命互控对方抄袭”翻译得也有些可疑。两位竞争的确激烈,但据我所知,并未“拼命互控对方抄袭”,当时只是别人对莎士比亚有所影射攻击而已。

不幸的是,布劳尔的索引毁于大火,于是他不再顾及作家之间的交情或者思想脉络,而是雇用工人在大西洋岸边的沙丘上,用藏书建造了一所名副其实的纸房子。他交给工人一本博尔赫斯的书充作窗台;一本巴列霍的诗集上头放一本卡夫卡的作品,旁边填上康德的著作,再铺上一本海明威的小说当门槛;加缪和摩洛索里的书砌在一块儿;莎士比亚和马洛的代表作,在砂浆的簇拥下终于难舍难分……

书中向“我”转述此事的德尔加多“从没打算仔细弄明白卡洛斯到底怎样搞他的分类系统”,有关这套藏书索引只讲了这些;不过我们多少可以明白布劳尔的看法:“长达几世纪以来,我们都受制于一套缺乏想象力的刻板系统。让我们昧于认清书与书之间的真正关系。”所谓“读懂、读通”,也就是“认清书与书之间的真正关系”罢。读书之最高境界,莫过于此。我辈忝为读书人,虽不能及,心向往之。举个例子,洪侠兄在他的“书情书色”专栏里一再推荐《纸房子》;而他自己听说与知堂老人有点牵连的郑子瑜逝世,“昨天在新书房理书,翻出了几册《知堂杂诗抄》,还有郑先生笺注的鲁迅小说和一册他的‘墨缘录’。我把它们集在一起,放在离周作人专架不远的地方,聊表纪念的意思”。略近布劳尔的做法。

相比之下,袁枚的“纸房子”还停留在理论层面。我浏览自己的书架,若按袁枚的“筑书”法则,属于缺少户牖、厅堂不全的那种,好在有正寝、东西两厢勉强可饮食起居,书舍花园也小有规模。不过结构有些混乱,小池挨着床榻,沙发与花坛连接。而看完《纸房子》,再看到书架上《朝花夕拾》与《雅舍小品》放在一起,我总想象着,两位作者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样子。

布劳尔的索引被一场火灾烧掉了,布劳尔丧失了自己构建的那个世界。于是出现了这样一幕——“他早就顾不了作家之间的交情是好是坏,不在乎斯宾诺莎、亚马逊河流域的植被与维吉尔的《埃涅阿斯纪》之间有什么本质上的关联或相互排斥;至于装帧精不精巧、书中插图是铜版画还是木版画,他更无心去管;连毛边书、摇篮本,这会儿都无可如何了。他现在只计较书本的大小、厚薄,那些封皮是否足够坚挺,扮演石灰、水泥和砂砾的角色。……当四堵墙越筑越高,他肯定先绕了一圈,然后交给工人一本博尔赫斯充作窗台;一本巴列霍,上头一部卡夫卡,旁边填上康德,再铺上一册海明威当门坎儿;还有科塔萨尔、专写砖头书的巴尔加斯·略萨;巴列-因克兰挨着亚里士多德,加缪和摩洛索里砌在一块儿;莎士比亚和马洛,在砂浆簇拥下终于难舍难分;所有这些书都注定要齐力筑起一堵墙,共同形成一道阴影。”布劳尔所谓“书与书之间的真正关系”完全不存在了。

“纸房子”象征着我们寻常与书的关系,那种老一套的读书方法,亦即布劳尔说的“缺乏想象力的刻板系统”;置身其中,不仅无所获益,而且深受束缚。故事结尾,布劳尔从书籍砌成的墙壁间找到那本康拉德的《阴影线》,纸房子随之倒塌,他把书还给了曾扬言“你的任何举动都不可能令我吃惊”的布鲁玛。对此“我”说:“有个男子借着一只坚定的手,尽管动作鲁莽粗暴、心情忐忑不安,终于跨过他自己的阴影线。”《纸房子》有如一部公案,道着了读书的真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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